一是荷兰作为当时欧洲宗教最宽容的国家，对饱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犹太人和新基督徒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二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城市的崛起给塞法尔迪犹太商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吸引力。荷兰的宗教宽容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的地理环境、经济和政治传统密切相关。
尼德兰低地沼泽湿地众多，土地稀薄，荷兰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使其极其重视个人价值；为了适应复杂的环境而形成的自治组织和以城市为支柱的松散自由的政治结构，使人们的思想意识更加自由独立；
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和不利于耕地的土壤使其商业氛围浓厚，这些因素使尼德兰低地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不过，荷兰的宗教宽容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天主教国家，荷兰能够接纳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士，但并不意味着荷兰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宽容。
比如，对于天主教，荷兰的宽容并不值得一提；荷兰也并未以任何法律形式将宗教宽容纳入国家的要求之下，而且在不同城市间存在着差别。只是在重商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对经济利益上的考量使得宗教冲突退居其次。
因此，塞法尔迪犹太人来到荷兰以及荷兰当局对新基督徒和秘密犹太人的接纳，更多是出于经济上的卡－曰韦里。荷兰与西班牙之间关系的转变对荷兰的贸易以及塞法尔迪人的移民也有直接影响。
以１６２１年西荷“十二年停战协定”到期为分界线，可以将荷兰跨大西洋贸易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荷兰跨大西洋贸易以阿姆斯特丹等本土港口城市为中心，处理了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的众多商品。
阿姆斯特丹以及鹿特丹的葡裔犹太人充当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商品的出口代理商，这一做法其实是安特卫普葡萄牙商人传统的延续。
在停战期间，荷兰与伊比利亚半岛及其殖民地贸易得到快速增长，也因此迎来了塞法尔迪犹太人移民荷兰的高峰，阿姆斯特丹的蔗糖、香料、烟草的数量快速增加，塞法尔迪犹太人口也得到快速发展，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成为犹太人宗教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中心。
荷兰跨大西洋贸易主要涉及巴西、西印度群岛、西非、圭亚那以及美洲大陆，主要交易的商品类型有蔗糖、烟草、生皮、黄金、象牙、钻石、珊瑚等。西印度公司成立后，奴隶贸易因其巨大的经济利润逐渐成为荷兰垄断贸易的主要内容。
由于停战协定并不包含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殖民地，因此荷兰与巴西的贸易需要塞法尔迪犹太人利用其身份的便利来进行，这也是塞法尔迪犹太人在蔗糖贸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虽然处于停战期间，但是荷兰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冲突仍然存在，主要是以私掠载满殖民地商品货物的商船或非法贸易为主而产生的冲突，因此荷兰对夺取巴西的想法一直存在。
由于停战协定西班牙以允许荷兰在亚洲的扩张来换取荷兰在大西洋地区的后退，荷兰统治者想要维持与西班牙之间的和平局面，就不能在此期间组建西印度公司。
直到停战协定期满后，１６２１年荷兰开始组建西印度公司，荷兰跨大西洋贸易开始与殖民地产生直接联系，荷属巴西及其加勒比海地区最具代表性。荷兰对巴西的夺取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印度公司能够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以充实荷兰海军力量是夺取巴西胜利的关键。
巴西的犹太人与荷兰塞法尔迪贸易的密切联系使得荷兰对巴西的进攻并未反对，或许在此期间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并非葡萄牙人所认为的那样：塞法尔迪犹太人在荷兰与葡萄牙的战争中充当了间谍。
只是由于塞法尔迪犹太人与荷兰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才使得这种说法广为流传，这也体现了塞法尔迪犹太人在荷兰与巴西贸易之间的重要地位。
荷兰对巴西的统治再次体现宗教宽容的价值，在荷兰继续奉行宗教宽容的政策不仅使荷兰能够在巴西建立起稳定有效的统治，而且使得新世界第一个犹太社区的建立成为了可能。
对于犹太历史文明来说，这一意义可谓影响深远，塞法尔迪犹太社区在新世界的迁移和蔓延为犹太文明在新大陆的扩展开辟了途径。１６５４年荷属巴西的崩溃对荷兰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及塞法尔迪犹太人来讲是巨大的损失。
荷属巴西的犹太社区向加勒比海得库拉索和苏里南发展，他们继续利用自身的贸易网络优势来沟通荷兰阿姆斯特丹与新世界。其中，作为欧洲商品转运点的库拉索和苏里南，成为新阶段荷兰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港口，库拉索也被誉为“美洲的阿姆斯特丹”。
自１７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开始向荷兰发出挑战，在１６５２、１６６５、１６７２年间，荷兰与英国发生了三次战争，法国渔翁得利，英法两国开始挑战荷兰在跨大西洋地区的霸权。
荷兰西印度公司因战争陷入严重困境，失去了投资，最终于１６７４年破产，荷兰跨大西洋贸易的式微之势初显。次年荷兰成立以奴隶贸易为主的第二西印度公司，这使得西印度公司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公司。
塞法尔迪犹太社区在跨大西洋地区和英国继续发展。因三十年战争而大批移民荷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荷兰开展的哈斯卡拉犹太复兴运动的成为荷兰近代早期犹太文明史上的焦点。至此，塞法尔迪犹太人成为１７世纪荷兰跨大西洋贸易的黄金时代的独特记忆。
在２０世纪初，维尔纳桑巴特曾提出“犹太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了犹太人参与荷兰贸易和殖民活动的重要性。这一研究受到学界的多数批判。
的确，哪怕是在１７世纪荷兰跨大西洋贸易的黄金时代，塞法尔迪犹太人作为这一国家的少数群体，在人口和政治地位中都处于劣势，远不及同时期的基督徒商人。
作为历史洪流中的小鱼群，在１７世纪荷兰与伊比利亚半岛及其欧洲其他国家在海洋世界争霸的浪潮中，塞法尔迪犹太人的经济贸易活动也只能随波逐流，深刻受到荷兰在欧洲国际政治、军事事件的影响。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塞法尔迪犹太人的独特性及其对荷兰黄金时代的经济贡献。他们利用个人的贸易网络和亲族关系，建立起荷兰与伊比利亚及其殖民地的商业纽带；他们海洋贸易和殖民扩张，催生了如代理人、经纪人、保险人等现代商人职业的出现；
他们拥有灵活的身份，不管是作为犹太人还是新基督徒亦或是秘密犹太人，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选择有利的经济身份，在动荡变换的国际格局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外交家，为促进荷兰早期资本主义的积累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荷兰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研究中，塞法尔迪犹太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在路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像荷兰一样被鲜为人知，或像荷兰那样被普遍忽略，荷兰值得每个有思想的头脑去考虑”。
荷兰共和国，这个依傍大海而生的国家，作为近代早期大航海时代中的开拓者与参与者，素来有着“海上马车夫”的美誉。大海不仅养育了这里爱好自由的人民，更赋予了荷兰这块土地顽强、拼搏、冒险的精神。
与荷兰共和国同样具有这种顽强和冒险精神的，便是那群在人类历史文明中饱受磨难却能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烙印的犹太人。
尤其是近代早期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逃离祖先生活了近千年的沃土，从伊比利亚半岛宗教裁判所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分散到欧洲及海外殖民地等各个地区及这些地区的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形成了以血缘和亲族关系为纽带的庞大的塞法尔迪商业贸易网络，成为近代早期海洋贸易与殖民经济扩张中的一朵奇葩。
他们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犹太人，也不同于欧洲早期现代社会中的犹太人，塞法尔迪商人没有从事零售和小额信贷，反而更多地参与远程贸易、国际金融与殖民地商品的加工和制造，并且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